房向東 海峽文藝出版社社長

幾年前，很熱鬧了一陣子的“繁體字進課堂”、“京劇進課堂”，塵埃未定，最近，又有人大聲疾呼，要“書法進課堂”。有“書法進課堂”的鼓吹者聲稱，練字需要凝神靜氣，漢字書寫中的姿勢、筆順、運氣等對如何做人都有啟發意義，“端端正正寫字，做端端正正的人”已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似乎寫毛筆字還關乎能否“端端正正”做人的問題，看來學生非寫毛筆字不可了。

魯迅的書法是一流的，《浙江日報》及全國多家晚報的報頭，都是從魯迅手稿中精選出來，編輯加工而成。然而，魯迅卻是主張用先進的鋼筆替代毛筆的。當年，針對一些衛道者訓斥學生喜用鋼筆而丟了“國粹”毛筆，在《論毛筆之類》一文中，魯迅結合自己的書寫經歷，指出毛筆書寫那是閑人的勾當，魯迅說：“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筆，后在學校里用鋼筆，后來回到鄉下又用毛筆的人，卻以為假如我們能夠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么，羊毫和松煙當然也很不壞”，就是說，用毛筆呢還是用鋼筆，“要看我們閑不閑”。魯迅又說，“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用毛筆“可就不成功了”，“它敵不過鋼筆和墨水”。魯迅舉例道，“譬如在學校里抄講義罷，即使改用墨盒，省去臨時磨墨之煩，但不久，墨汁也會把毛筆膠住，寫不開了，你還得帶洗筆的水池，終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擺開‘文房四寶’。況且毛筆尖觸紙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細，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勞，越寫越慢。閑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魯迅是把書法當作一種書寫工具的(難道寫字不是為了表達嗎)，既然是工具，就有一個方便與否的問題。近代中國，為什么少有巴爾扎克、列夫·托爾斯泰這樣著作等身的作家？有的則多是魯迅這樣以短文立身的文人？原因很多，但是不是因為書寫工具的落后呢？很難想像，用毛筆可以很快寫出巴爾扎克那樣的“人間喜劇”，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復活》那樣的大部頭，雖然曹雪芹披閱十載，有《紅樓》遺世，但畢竟是個案，至少可以這么說，中國像曹雪芹這樣用毛筆寫出大部頭作品的作家，比外國要少許多許多。

總之，作為書寫工具，鉛筆、圓珠筆、鋼筆等等，都要比毛筆先進，就像飛機、火車、汽車都要比抬轎子先進一樣。魯迅說：“你倒去勸那些坐汽車的人，在北方改用騾車，在南方改用綠呢大轎試試看。如果說這提議是笑話，那么，勸學生改用毛筆呢？”所謂“書法進課堂”，就是放著汽車不坐，而要坐騾車。雖然也不能說騾車已經絕跡，可是，城管會允許騾車上路嗎？現在不是魯迅說的用鋼筆替代毛筆的問題，有了電腦，卻要求學生折騰毛筆字，這就好像有了收割機，卻硬要農民用鐮刀一樣莫名其妙。

中國的教育不是遲半步的問題，是遲三五步，甚至是開倒車。記得我兒子讀小學時，學校有開電腦課，電腦已經奔四奔五了，學校卻還在教N T操作系統，這是不是與已經有了U盤了，還在教學生如何使用軟盤一樣的荒唐？

用毛筆寫字，這是一種原始的落后的書寫方式。一些有書法天賦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獻給書法，這就像有的人喜歡在篆刻、剪紙等行當中討生活一樣，應該說是無可非議的。然而，這是極少數人的行當，屬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保護的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產范疇的事情。一個省，可能有那么幾個書法家的作品可以賣錢，絕大部分的人在大多的情況下，所謂書法，就是一種書寫行為，是賣不了錢的，不能安身，不能養家。

大書法家郭沫若認為，“要成為書家，那是另有一套專門的練習步驟的，不必作為對于中小學生的普遍要求”。基礎教育是一種普及的行為，學校是培養學生健全人格與生存技能的所在。在電腦普及的今天，廣大學生不會寫毛筆字，甚至鋼筆字寫不漂亮，是不必大驚小怪的。歷史在不斷地演進。在人類進化的歷程中，某些新物種的誕生是與若干舊物種的消亡同步的。一樣的，不少新事物的產生是伴隨著相應的舊事物的消亡。電報曾經是最先進的技術，也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電報退出歷史舞臺已是歷史的必然。再有，膠片攝影，不論黑白還是彩色，都已經成了過去時，富士、柯達，曾經輝煌一時，于今安在哉？

至于練書法與品行“端端正正”與否的問題，更是癡人胡扯了。外國人從不練毛筆字，如何就不“端端正正”了？康生的毛筆字是一流的，胡長青也到處留下墨寶，品行卻極為低下。很多勞苦大眾并不會寫毛筆字，但品行比那些腐敗精英要好許多。寫字就是寫字，會寫字與懂電腦一樣，無非是一種技藝，與端正與否沒有必然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