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對讀書有用與否的衡量，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位。

只有讓底層孩子花更少的時間去玩樂、花更多的時間去讀書，才能在城鄉同等化的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不至于被過早地淘汰。

少年們是用一種表演的方式，反向成為監視下被燈光包裹的演員，他們用官方期許的行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

每一個個體最平凡的日常經歷都應該成為這個國家歷史檔案中刻骨銘心的珍藏，以留守兒童為代表的每一個底層孩子都在用他們的親身經歷書寫著未來中國。

然而，今時他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我們懂得真實的他們嗎?他們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開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眾頭腦中“弱者”的標簽式形象嗎?那些被公開化的“個人夢想”究竟是底層孩子們的“真實”表達，還是被外界輿論建構而越位臆斷的“虛假代言”?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深入到中國西部農業縣芥縣最為偏遠的一所農村九年一貫制學校—云鄉學校進行為期近三個月的駐村研究和后續跟蹤。

抗爭“知識權威” 被瞧不起的農村教師

鄉間少年對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唯一的“知識代言者”—底層學校中的教師，更多的是“瞧不起”。云鄉學校的鄉間少年們用極具蔑視的口吻向筆者描述了他們的老師：

一是農村老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鄉學校九年級男孩張洋所言：“他們算什么呢?在這個社會里絕對屬于被淘汰下來的‘產品’了，在社會上也沒什么尊嚴，所以就只有在我們面前裝裝權威耍耍威風而已。我敢保證：在他們那批同齡人中，我們老師絕對是成績最爛的差學生，否則他們也不可能到農村學校里來當老師。”

二是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眼中的讀書有用與否的邏輯被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位。“他們在我們面前總是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他們的價值觀都是正確的，其實傻得很。這個社會成功就是看你錢多錢少，說那么多也沒見他們賺多少錢，還總是自以為是地讓我們向他們學習。說實話，他們每天賺的錢還不如我們村里出去給人做‘刮大白’的賺的多呢，他們一天在學校里‘裝’的多累啊!”云鄉學校九年級男孩葉顧這樣描述他們的老師。

村落中有的老師偶爾向他們的學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實收入僅僅是希冀少年們更加努力學習，以圖將來能出人頭地，走出村落，但事實卻往往適得其反。在中國村落通過外出務工而與外界市場聯系起來并逐漸富裕和日漸分化的當下，農村老師作為在底層社會中的“知識的代言者”角色，往往會被作為村落“讀書無用”輿論的具象承載和天然論據。

三是農村教師因為單純的學校環境和日復一日的重復教學，往往會顯得外部關系簡單和社會能力不足，而鄉間少年往往無法從老師那里獲得真正感興趣的外界現實與社會知識。為防止少年一旦從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被淘汰而淪為無法在現實社會中謀生活的“書呆子”，父輩往往會或隱或明地有意識灌輸真實社會生活中的“潛規則”與“生存法則”，而這些與老師所提供的常規價值觀相悖，這成為少年在觀念和行為上不屑老師的背后支撐力量。

“拜托，他們的社會知識真的少得可憐，我敢保證他們如果到社會上去混肯定還不如我們吃得開!”“他們總是斤斤計較一個問題，一點也不懂妥協。我能解開這道數學題，背下這個英語單詞，就能活得更幸福嗎?”

鄉間少年對教師這種觀念上的瞧不起顯然比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國小子們(lads)更甚。農村老師的社會配置結構、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無疑使底層少年更容易從外在習得和內在確認讀書的無用性，而這種觀念上的無用性肯定導向了鄉間少年們對學習的抗拒，從而直接為底層再生產預演作好準備。

抗爭“關系權威” 課堂中的混亂

九年級的英語老師肖翩和數學老師李剛意見一致地在下課后向班主任劉陽抱怨：“你們班如果再不采取強制措施，僅有的幾個有機會升上普通高中的學生絕對沒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們班上課就頭疼，真不想給你們班上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