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網訊 習近平總書記說：“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

這是因為，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出水口”。社區經濟實力與服務能力強，流向群眾的“服務活水”就豐沛且通暢，社會治理的基礎就牢不可破。

去年，市委、市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強基層基礎建設打通聯系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的意見》，進一步減輕社區負擔，一些舉措具有很強的開創性。但推動政府轉型、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現代化、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不可能一蹴而就，很有必要去傾聽“最后一級干部”——社區干部們的所思所想，了解他們的真實困難。

鎮江日報記者歷經一個多月時間，走訪了市區20多家社區，與50多名社區工作人員及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通過不同形式開展交流，梳理出了社區服務群眾時遭遇的不少共性難題，并形成一組系列報道，以期待這些難題的破解。

社區姓“社”不姓“政”。

社區干部不是機關干部。

這些道理誰都懂。

但，現實是：社區80%以上的事務都是政務，“小巷總理”大部分精力花在臺賬、檢查和寫匯報材料。

社區干部說，夯實基層基礎，決不是什么事情都向社區推，必須趕緊剎住社區越來越嚴重的“行政傾向”。?

政務壓倒社務，社區還姓“社”嗎？

社區干部的時間都去哪了？

看看社區形形色色的牌子就知道了。

幾十張凳子，一個圓形的會議桌，墻角兩臺電腦。這當然是一間會議室。——但這個房間還有另外6個名字：黨校、老年活動中心、社區網吧、愛心課堂、調解室、四點鐘學校。

這是記者在某社區發現的一個“特例”。最普遍的還是一個房間有4-5個名稱，有時候是律師調解室與計生室一個房間“辦公”；有時候一間房子充當著“萬有課堂”的作用，今天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課堂，明天成了老年課堂，時不時還會被黨員“借”去充當黨校。

條條線線進社區，體現在社區辦公室的門牌越掛越多。不過，社區干部的適應能力很強，記者在一家社區看到每個房間只有2個牌子，一打聽，原來是社區干部把“門牌”都做成統一標準，上面檢查什么內容就插什么內容的“牌芯”。

去年，市民政部門做了專項調查，社區（村）共有工作任務106項、創建評比58項、組織機構46個、紙質臺賬67項。“部分社區已形成了工作任務異化為做臺賬、工作考核異化為比臺賬、工作成績異化為看臺賬的‘潛規則’。”

除共性任務，區、街道還會布置一些個性任務。

有街道要求每個社區必須有自己的網上平臺，每個社區干部必須有自己的政務微博、微信，每天要發數條與工作有關的信息。于是，那些年輕的、懂網絡的工作人員越發忙碌。他們電腦上面會貼著各式賬號與密碼，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頻繁地登錄各種網上平站，更新內容、上報材料。然后拿出手機，不僅給自己刷微博，還要幫助那些年齡偏大的同事完成指標。

有街道特別重視社區在大小媒體上的發稿量。于是，記日歷就成了很多社區干部的必備功課。他們認為完成宣傳任務最有效的捷徑莫過于“跟著日子做活動”：重陽節，就找老人；兒童節，就找孩子……

其實，社區需要攻克的難題很多，越來越多的停車糾紛，越來越嚴重的物業難題，越來越難以禁止的違建之風，但這些難題都需要大量的精力，持久的攻關。而頂著宣傳壓力、檢查壓力的社區干部們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

“從早忙到晚，卻不知道到底忙了啥！”這是他們最愛發的感嘆。

政社互動互贏，只是美好愿望？

政務與社務永遠是一對矛盾嗎？

也不盡然。社區干部對低保資格驗證、失業補貼發放等有著極高熱情。這不僅是服務群眾的應有之義，更重要的是，替這些部門“打工”，多少都能獲得一些資金補助。

但，也就民政、人社等極少數部門下派任務的同時配套資金，絕大部分部門“只給活、不發錢”，而且很多“活”壓根與服務群眾沾不上邊。

政務與社務能調和嗎？

市委組織部與市民政局也做了嘗試。這就是去年8月份實施的社區事務準入制度。

基本內容是市、區兩級各條線部門的事務必須向組織、民政部門報審，經過與社區干部協商，獲得批準后方可下派到社區，而且原則上必須下達事務的同時配套相應的資金。一句話，上面跟社區下任務必須協商著來，而且是“有償服務”。

市民政局還列出了《取消的社區工作任務和指標目錄》《取消的社區創建達標評比目錄》《取消的社區組織機構目錄》《取消的社區紙質臺賬目錄》，目的就是讓社區對條線下達事務“說不”時有章可循。

準入制實施已超半年，記者走訪發現，落實情況并不樂觀。

一位社區干部拿著這四張取消的表，逐一跟記者講解，得出的結論是：除臺賬減少明顯，其他則“濤聲依舊”。

為什么社區事務準入制難以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