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來到這里與大家分享商業上這幾十年來，我的一些思考。前天我們剛剛迎來了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慶的閱兵，那么在這里我就和大家一起檢閱、描繪一下，這30多年來的民企的商業故事。

大約有五個方陣：

第一個方陣：民企創業大約20年以上的企業

這些企業大多垂垂老矣，快要翻篇的企業，但是也是最有故事的企業。他們更多關心身后事，更緬的是懷先人；他們心里的狀態，除了有豐富的情感聯想以外，都是有一顆破碎的心，歷史沒有糟蹋我們的身子，但是玩弄了我們的感情。所以，20年以上的民營企業大部分都是家破人未亡，妻離子不散，苦大沒有仇。不能不相信未來，也不能不相信歷史。如果做企業都近30年了，那么他們很多人都羨慕商業教父，柳傳志先生的故事，這是個完美的故事：赤手空拳創業，家庭和睦，企業全球領先，剛剛整個集團上市，人生很完美，朋友非常多，沒有敵人，善始善終，被這一代企業家稱為商業偶像！當然柳先生讓我不要太吹噓他，他怕被貼到墻上下不來，但是確實也是我非常欽佩的第一方陣的企業家代表。所以，對于所有老民營企業來說，最重的是要怎么完美收場，并不是如何開場。那么退場以后做什么？轉型？如何轉型？轉換何種人生？如何換個活法？生活更加豐滿？等等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所以這個方陣非常有意思。那么我們也緬懷很多人，很多犧牲的“仁人志士”和企業，也有很多人成為了“兩院院士”： 一進法院，二進醫院。除了更多的是社會原因，還有很多體制原因，所以很多人都去彼岸的路上唱的三首歌，第一首就是《其實不想走》，第二首是什么呢？是我們《真的好想你》，那么我們共同的心聲是什么呢？《走進新時代》。我們要緬懷他們，并為他們道一聲安息，同時需要反思。為此我們要解剖他們的尸體，找到他們犧牲的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犧牲的原因是政商摩擦，也就是說首先第一個死法就是政商關系的問題，是企業死亡率第一的原因，而且越是高層越是帶來大面積的死亡。大家都知道馬云的湖畔大學，當時就研究這個學校應該研究什么？如何對商業社會產生真正的價值，后來就決定研究企業是怎么走向死亡的，也就是向死而生。研究的結果是死亡率第一位的就是政商關系，為什么這么高？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制度性摩擦（制度關系，法律關系等），因為很多事情在這30年當中社會都是不確定的，越是大企業幾率越高。

第二、是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的關系。國有資本是超經濟特權，政治權利過度的保護，所以在人、才、物上和民營都是不對等，不一樣的體系，你沒法和他相比。資本沒有人格化，所以混合所有制，在資本地位不能平等的情況下，處理不好就是對民營資本的絞殺！如果要解決，就必須首先解決讓國有資本在屬性上等同或趨同于民營資本，應該淡化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淡化他的超經濟特權，使他回歸于普通資本，這樣大家才能混合，否則很多民營企業就死在這里，當年國有企業改制的時候就是這樣，比如華晨汽車的例子。

第三、是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系。這種關系很復雜，大家都知道反腐以后，都是跟這些事有關。那么這些關系到底怎么處呢？過去《論語》里面有句話叫“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重點是后面這句話：“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進了遠了都不行，相互都一樣，權利尋租獲得不當的利益，所以這么多年來也是沒什么特別好的辦法，只有一個辦法，精神戀愛，不洞房，互相吹捧吹捧，表揚表揚即可。如何保全關鍵看自己個人的操守，所以政治家和企業家都要守住底線，當然在治理結構上也非常重要。一般來說比如上市公司，如果治理結構非常合理，如股權結構、信息透明、法律規范等，那么死于政商關系的問題就會大大減少，萬科就是這樣。萬科的團隊1500億的市值，管理團隊的股份最早時期不到1%，所以他們不會為了1%的利益觸動底線，讓99%的利益獲得者享受他們所承擔風險后的成果，因此治理結構非常重要。

其次第二個死法就是亂集資（中型企業），國有經濟占有大量信貸資源，所以民營企業沒有融資來路，就有中國特色的集資方式，只有通過其他方式來獲得資源的配置。比如，用權利杠桿來直接配置資源，他們的行為方式詭異、低調、貪婪，這類企業家一定都是非常低調，平時都看不到他們，絕不會來這里給大家分享商業心得。這些人配置資源效率高，能量大，只看到他的錢袋子越來越鼓，沒看到他們的企業。